肖华上将与《长征组歌》
颜梅生，《时代人物》作者。
1965年8月1日，为欢庆建军节的到来，《长征组歌》于京城隆重上演。时至今日，我们再次奏响这首广为传颂的音乐佳作，旨在缅怀肖华将军，并向不断前行的中国军人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肖华（1916-1985年），于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我国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亦是我国解放军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他不仅以卓越的文治武功在军中独树一帜，更因他那辉煌的诗篇——《长征组歌》而声名远播。
《长征组歌》堪称一首深入人心、传颂千古的音乐史诗。它不仅是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场次最多、银幕上复映次数最频繁的作品，更在中国音乐史和演出史上书写了传奇，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之作。因此，周恩来总理曾对肖华作出高度评价。“唯有亲历长征者，方能谱就《长征组歌》；唯有满怀激情者，方能创作《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善举，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财富，我谨向你表示由衷的感谢。”
“唯有亲历长征者，方能创作出《长征组歌》。”
肖华，于1916年诞生于江西省兴国县潋江镇的贫寒泥瓦匠之家。当年，年仅12岁的肖华便投身于兴国暴动的洪流之中。翌年四月，毛泽东在兴国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肖华以青年团干部的身份加入了学习行列。年末，他肩负重任，担任了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一职。通过不懈努力，肖华以点带面，建立了区区团委，乡乡支部，使得团员队伍迅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壮大至一千余人。肖华的才智与干劲，赢得了毛泽东的极大赏识。1930年三月，肖华接到命令，前往总前委报到，从而成为了红军中赫赫有名的“红小鬼”。
红军时期的肖华
1930年6月，肖华肩负起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的重任，与政委罗荣桓并肩作战，致力于政治工作。短短一个多月，便在红四军范围内广泛成立了青年组织。转至1932年1月，他晋升为团政委，不到三个月便再度获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次年年初，更被委以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之职。
1933年夏日，肖华向党中央呈递了在青年群体中扩充红军力量，并创立“少共国际师”的提案。不久，中央苏区迅速掀起了扩红的热潮，迅速组建了一支由共青团成员构成的“少共国际师”。年仅未满18岁的肖华被任命为该师的政委，他带领这支平均年龄仅为18岁的年轻部队，投身于反“围剿”的战斗中。初战告捷，他们在闽北成功歼灭了敌军周志群部300余人。同年12月，肖华与师长吴高群在团村战斗中，率领部队勇猛突入敌阵，一举击败了敌人的三个主力师。
在长征的征途中，“少共国际师”勇当开路先锋，所向披靡，锐不可挡。例如，在北渡乌江的激战中，乌江虽不宽阔，却波涛汹涌，两岸峭壁如削。肖华身兼指挥与战斗双重职责。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他于夜幕低垂之际，组织十数名红军战士乘坐竹筏悄然渡江，藏身于峭壁之下。翌日破晓，他指挥红军突击队分乘三只竹筏奋勇冲向对岸，临近北岸时，战术由偷袭转为强攻，英勇无畏地打通了通往北岸的天险。遵义会议召开后，全军进行了整编，“少共国际师”与红一军团主力实现合并，肖华因此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兼二师政委。在穿越大凉山时，肖华随先遣队深入彝族地区，耐心细致地向彝民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协助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一区域。
红军转制为八路军之后，肖华肩负重任，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及343旅政委。他参与了闻名遐迩的平型关战役，并在广阳伏击战中指挥若定。肖华率领部队在年城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1938年8月，肖华肩负重任，被任命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部队勇敢地挺进“冀鲁边”。他亲自前往惠民县，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进行谈判。然而，沈鸿烈对这位年仅22岁的“娃娃司令”肖华表现出极大的傲慢，甚至在距离惠民城15公里的地方派遣军队列队，以此向肖华示威。即便如此，肖华抵达惠民城后，沈鸿烈却故意避开不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肖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进城后立刻分发《给惠民各界的慰问信》，在学校发表演讲，去医院慰问伤员，这一系列行为被各界传为佳话。沈鸿烈对肖华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不得不急忙安排会面，以进行会谈。与此同时，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企图收买民团头目孙仲文，意图进攻八路军。面对这一挑战，肖华主动出击，在盐山一战中成功斩断了鹿钟麟伸向边区的魔爪，使得其他民团闻风丧胆。仅仅一年时间，肖华的部队规模迅速扩大至2万余人，并在15个县范围内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肖华被任命为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担任鲁西行政公署主任，负责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到了1940年7月，中央政府决定组建华北讨逆军，肖华被任命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宋任穷共同指挥，发动了对汉奸石友三的两次讨伐战役，共歼灭敌人超过两万人，成功将冀鲁豫与鲁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1年12月，肖华同志肩负重任，担任了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以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紧密协助罗荣桓同志，有效挫败了日军频仍的“扫荡”行动。他不仅主动投身于对敌斗争，还积极推动了整风运动、精兵简政以及“铁的模范党军”活动的深入开展。
抗日战争终战之际，肖华率领四名师团，循海路迅速占领辽东半岛，荣膺辽东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之职，跻身于首批入关、挺进东北的部队行列。1946年四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五名师团，对肖华所部驻守的本溪发起了三次猛烈攻势。肖华在鞍山与海城一带，成功歼灭了敌184师的主力，并促使师长潘朔率领其部下2700余人举行起义。
毛泽东盛赞肖华：“鞍山之战打得非常出色！”同年十月，杜聿明再度集结十万大军，对辽东地区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肖华在新开岭设下埋伏，一举伏击了杜聿明麾下被誉为“千里驹”的整编25师，使得师长李正谊及其以下5800余人悉数被俘，此战不仅彰显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强大战斗力，更开创了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河。
此后，肖华同志曾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辽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副书记、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以及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堪称我军特种兵领域最早的一批领军人物之一。他参与指挥了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辽沈、平津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在围困长春的战役中，他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次，心战为重，兵战为辅”的作战理念，并积极发动政治攻势。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六十军和新七军先后发动起义和投诚，长春得以和平解放。
自国家成立伊始，肖华同志便身负重任，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和副秘书长等职务。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195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定工作，该条例的出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经十年的动荡之后，肖华得以重返工作岗位，担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甘肃省委书记。到了1983年，肖华光荣地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肖华同志在党的第八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中荣膺中央委员之职。同时，他也担任了第一届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怀揣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肖华在革命战争的硝烟中磨砺，尤其是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如民众的深情厚谊与坚定支持、敌人的凶狠残暴、烈士的英勇无畏与鲜血染红的历史、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与无奈、失败的惨痛教训与心灵之痛，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与辉煌，这一切都为他日后创作《长征组歌》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激情者能作《长征组歌》
肖华、王新兰
1964年二月，肖华不幸患上重症肝炎，迫于中央的严格指示和医生的紧急告诫，他不得不暂时搁置公务，并由夫人王新兰悉心陪伴，一同前往杭州进行疗养。
肖华以其卓越的诗词才华而闻名，被誉为杰出的将军诗人。在红军长征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即将来临之际，文艺界的同仁们特地邀请他创作一系列与长征相关的作品。这一请求直接激发了肖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灵感。
实际上，肖华早已深怀对长征的赞颂之情，毕竟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实属值得一书的历史篇章。早在1958年夏日，当肖华获得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之际，他便曾提及，除了画册，长征更应借助更多艺术形式来展现。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若有机会，必将亲自执笔，记录长征的壮丽历程。然而，因工作繁重，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如今，在治病疗养之际，他竟将此视为创作的良机。
肖华起初深入研读了众多唐诗宋词，对古典诗词的凝练、含蓄、优美以及韵律之美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借鉴古诗词的精髓，以组诗的形式来展现作品内涵。他采纳了“三七句、四八开”的布局，即每段诗词由四行三字句和八行七字句构成，共计12行68字，一韵到底。这种结构既保证了格律的统一，便于记忆、朗诵、谱曲和歌唱，又摆脱了平仄、对仗的束缚。
肖华虽亲身参与了长征的历程，然而彼时他年仅十七岁。要将那震撼中外、异常艰难的长征历程精准地融入一首诗歌之中，其难度自是不言而喻。为了全面把握作品的内涵，肖华潜心研读了毛泽东主席关于长征的诸多诗词以及相关著作，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将这些作品作为他创作的灵魂指引。此外，他还研读了刘伯承元帅的《回顾长征》以及其他老同志的回忆录，以此拓宽自己的视野，汲取创作的灵感与养分。
在这背景下，肖华忆起那段长征的辉煌岁月，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以及军民之间深厚的鱼水情谊，仿佛穿越时空，笔触犹如泉涌……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成千上万的苏区人民泪眼盈盈，从四面八方涌来送行，他们送来了茶水、草鞋、布鞋、斗笠、雨伞等物资，伴随着群众们“你们一定要回来啊！”的声声呼唤，以及红军“我们必将归来！”的坚定回应，共同绘就了一幅深情依依、甚至生死离别的壮丽画卷！正是基于此情此景，第一段歌词《告别》得以诞生：红旗猎猎，军号嘹亮。子弟兵，离故乡。红军主力踏上征程，战略转移赴远方。男女老少齐相送，热泪涟涟诉衷肠。乌云遮不住晴空，红日终将映照光芒。革命必将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肖华伴着痛苦的回忆、感动的泪水、深情的笔墨、激情的创作，按照长征的进程，选取了12个典型事件，构思了组诗的整体布局，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自1964年9月起，肖华便全情投入于创作的激情之中。王新兰，那位年幼时便加入红军、历经长征考验的女战士，尽管力图说服丈夫休息，却无奈只能选择在夜深人静之时，默默地在肖华身旁守候。在初稿完成之后，肖华广泛吸纳了各界意见，历经十次修订，至11月中旬，《长征组歌》终告成稿。肖华巧妙地借用毛泽东一句著名诗句，将作品命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肖华在回忆创作《长征组歌》时感慨万分：“在创作过程中，我不禁泪流满面。那些描写离别、遵义会议、穿越雪山草地、传递胜利消息的章节，都是我边哭泣边完成的。每当想到长征路上的艰辛与牺牲，那些英勇的同志们，心中怎能不痛？遵义会议为毛主席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拯救了党，历经重重考验，战胜强敌，三大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长征得以圆满结束。回忆这些，喜悦与悲伤交织，无不让人热泪盈眶。”
1965年7月，《解放军报》对《长征组歌》进行了全文刊登，而《解放军文艺》同期的七月刊亦收录了该作品。《长征组歌》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广泛的热烈反响。舆论普遍认为，该作品凭借其详实全面的历史资料、深邃丰富的思想深度、精炼流畅的文风，以及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艺术表现手法，生动地展现了长征这一历史性的壮举，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无畏、坚韧不拔、勇于胜利的精神风貌。
“将军对长征精神的深刻阐释，为创作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64年10月，肖华向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口及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依据《长征组歌》的内容，分别创作一台节目，以在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的庆典上进行演出。肖华明确表示：“我并非要求你们共同创作一部《长征组诗》的歌曲集，而是希望总政歌舞团能制作一台融合舞蹈元素的大型合唱，而战友歌舞团则可筹备一台易于传播与传唱的音乐盛会。这些作品不一定非得是12首曲子，也可以借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式，将这12首诗歌的精髓巧妙地融入其中。”
《长征组歌》作曲家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了《长征组歌》的谱曲工作。该组歌巧妙融合了红军的经典战歌以及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多种深受群众喜爱的民族旋律，紧扣长征主题，通过独唱、重唱、齐唱、合唱等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四位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根据每一段的特定要求分别谱曲，主旋律初稿确定后，他们更是专程前往杭州，向正在养病的肖华将军汇报。此外，他们还根据唐诃擅长女高音、遇秋擅长女低音、晨耕擅长男高音、生茂擅长男低音的特点，进行了部分的试唱。肖华将军在聆听过程中，时而喜笑颜开，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泪流满面。遇秋回忆道：“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深刻阐释，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制作和多次重大修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五月，战友文工团启动了对《长征组歌》的排练。一次偶然中，周恩来总理观摩了排练，立刻对这部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参与排练的演员们强调：“肖华在创作《长征组歌》时正身患疾病，你们在排练时必须秉承肖华创作时的那份精神！”当晚，周总理亲自致电远在杭州的肖华，表达了他的赞赏：“只有历经长征的勇士才能创作出《长征组歌》；只有充满激情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作品。你为党和人民、为后世子孙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我对你表示感谢。”在随后的创作与排练中，周恩来总理多次亲临现场，与主创团队共同完善作品，甚至亲自参与演唱，这让肖华将军深受感动。他和战友文工团对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打磨，使之更加精良。例如，为了避免音乐节奏的单一，他们在多个部分增添了衬词。比如，《祝捷》中的“大雪飞”被修改为“大雪呀，那个纷飞呀”，既符合旋律，又展现了地方音乐的韵味；又如，《四渡赤水出奇兵》中的“主席用兵妙如神”因“妙”字发音困难，被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总理称赞这是《长征组歌》中的亮点。周总理还鼓励团队：“你们的成果值得肯定，你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既革命，又民族，又贴近大众。当然，还需不断改进和提升，确保作品既悦耳动听，又易于传唱，还要兼顾每位独唱演员的个人风格。”他特别指出肖华的歌词、谱曲和演唱都非常出色，尤其是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的表现，认为作品已经可以公演。他还提出了改进意见，如如何解决乐墙问题，避免演奏压过合唱，影响听众体验。周总理不仅喜爱观看和聆听《长征组歌》，还特意请歌唱家教授他歌曲，对每个唱段和表演细节都了如指掌。
1966年6月26日晚上，《长征组歌》剧组的演员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地那拉市举行大型演出后，周恩来总理对大家说：“晚餐后，我们为大使馆工作人员表演几段节目慰问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唱《长征组歌》的第七曲《到吴起镇》，怎么样？”此后，周总理一直关心《长征组歌》，即便在病重期间，也依然牵挂着它。在观看电视转播后，他还让人索取演出录音，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求播放一遍《长征组歌》，念念不忘“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肖华第一次审看了《长征组歌》。他看完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8月1日，为庆祝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毛主席听到演员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时，笑着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肖华同志的歌词写得极好，作曲和演唱都十分到位。”此后，《长征组歌》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深受群众喜爱，传唱一时。当时的媒体纷纷评论，《长征组歌》是一部极具创造力的作品，它不仅体现了长征精神的伟大，展现了长征的雄浑气魄，更反映了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这部作品在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生动形象的作用，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激发了战斗热情。
值此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马子跃，一位热衷于《长征组歌》的表演与研究，曾深情回忆并述说了肖华在首度审阅后的感慨。肖华言道：“长征这段历史，实乃感人至深。在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我常泪湿手稿。每当笔触触及那段最为艰难的时刻，便不禁忆起与我并肩长征的战友，其中不乏英勇捐躯者。”“无论是描绘大转移、大转折，还是大会师，我都泪流满面。”“正是这三十年来不断触动我心弦的元素，激发了我创作这组诗的灵感。这组诗蕴含着丰富的剧情，演唱时需倾注真情实感，方能充分展现其魅力。例如，在演唱《告别》一曲时，不宜过度激昂。因为红军离别苏区之际，心中充斥着不愿、不舍，却又不得不离别的复杂情绪。在处理这一部分时，情绪的把握略显偏差，应着重表达那种忧伤与不舍的情感。”“至于第二曲《路迢迢，秋风凉》的撰写，其因在于长征途中，两个地方牺牲的红军战士尤为众多。”一是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线；二是翻越雪山草地。在突破封锁线时，敌人的机关枪扫射之下，战士们倒下一片，而后面的战士又前赴后继，再次倒下，再次冲锋，如此往复，鲜血洒满了封锁线。”
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了两场，周恩来总理观看后问肖华，它与战友文工团排练的《长征组歌》相比，哪个版本更好?肖华回答各有千秋。歌舞团的一位领导回忆说：“我们的演员有幸与周总理一同观看了此次演出，记忆犹新。总政歌舞团的演出场面宏大，气势磅礴，融合了合唱、舞蹈和表演，音乐交响感强烈，美声唱法及西洋音乐元素的使用也更为丰富。”然而，由于多种因素，这部作品并未公开演出，其歌曲与音乐未能广泛流传。
不久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将《长征组歌》改编为同名电影，使得这部作品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长征组歌》这么耳熟能详，为何不一起唱呢？”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肖华虽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却始终与他们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六十年代初，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军事博物馆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肖华，在筹备军事博物馆展览过程中，将林彪置于突出位置的“井冈山会师”图画剔除，此举令林彪感到不满。面对林彪在军队内推广“文化大革命”的指令，肖华也表现出反对态度。当江青借助林彪的影响力干预军队事务，在上海举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企图打造一份可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媲美的《纪要》，肖华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江青不是专注于京剧改革吗？为何又涉足军队事务？管得也太宽了！”总政治部主任的缺席使得江青非常恼怒，不仅将肖华列入黑名单，还与林彪联手对肖华进行打压。
1966年10月，军事院校学员到国防部“造反”，肖华断然制止。林彪、江青指责肖华压制革命，打击“造反派”。在1967年1月19日的军委碰头会上，江青指责：“肖华是刘志坚的幕后黑手。”陈伯达亦诬称肖华为“绅士而非战士”。
次日凌晨，“造反派”揪走了肖华，总政大院出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恩来总理大怒：“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1《长征组歌》我都会唱，我们为什么不唱呢?……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连衣服都穿不好时，我就认识他，他是毛主席调来的。”又问造反派：“你们能创作出《长征组歌》吗？没有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怎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他借助《长征组歌》的力量保护了肖华。当时身在上海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肖华是一位优秀的同志。”在林彪、江青的压力下，肖华才得以被释放，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但林彪、江青并没有放松对肖华的迫害。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对造反派说： “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随后，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称作“阎王”的肖华终于长达七年身陷囹圄，被关押于松树胡同某院，居一屋，五平方米，一床，一凳，连转身都困难。由于肖华“态度顽横，拒不交待问题”，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林彪叛逃后，有人暗示肖华去给江青道个歉，可免坐牢。肖华斩钉截铁地说： “我没有错，我宁愿把牢底坐穿！”1974年9月，毛泽东审阅国庆25周年观礼人员名单，挥笔添两人：“肖华、刘志坚”。江青急忙指示立即释放肖华，并为之赶制军装。肖华不为所动，说：“当初为何抓我，现在为何放我？我要一个明确的书面结论。”肖华获释时，身体严重浮肿，毛孔出血，令人心生怜悯。
在这段时间里，广受赞誉的《长征组歌》亦未能幸免于难，其旋律被迫沉寂……
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返政治舞台，肖华亦得以恢复职务。为更深入地展现与赞颂长征精神，肖华对《长征组歌》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例如，在《告别》一曲中，他增添了“王明路线犯下滔天罪行”，“五次围剿敌军嚣张猖獗”的词句；而在《突破封锁线》中，他将“围追堵截，我等无奈，数十万敌军空留惆怅”改为“全军上下，心系毛主席，迷雾重重，期盼曙光”。遵照上级的指示，《长征组歌》还进行了全新的编曲，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作曲家遇秋对此回忆说：“那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剧场内，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上演了40场，场场爆满，报纸与电台克服重重阻力，纷纷进行报道，一时间轰动全国。邓小平同志在审阅过程中，亲自批示，《突破封锁线》中‘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句修改得恰到好处，进一步凸显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1975年的寒冬，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将锋芒直指周恩来总理，电影艺术片《长征组歌》不得不暂停制作。然而，导演王苹顶住重重压力，毅然决然完成了拍摄任务。作曲家遇秋回忆道：“在那个时期，众多同志不畏政治压力，正是因为红军长征的精神已深植人心，成为了无声之地中震耳欲聋的第一声惊雷。”
“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尽管肖华公务缠身，日理万机，他却始终未曾放下对《长征组歌》精益求精的追求。
1985年8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低声对身边的人倾诉：“多年来，是党将我悉心培育，然而我对党和人民所贡献的，实在是微不足道……”前来医院探望他的胡耀邦紧握着他的耳畔，语气坚定地回应：“你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了数十年，党和人民定将铭记于心！”